经济观察：房改20年 中国楼市的美丽与哀愁

地:从惊天“第一拍”到囤地资本化

岁末年初，最令房地产股“惊魂”的消息莫过于土地流标。自2007年底以来，“长三角土地市场骤然降温”的消息遍布媒体，最近3个月来，一些地块以底价成交，甚至流标。而半年前，各地“地王”层出不穷，天价地价的纪录不断刷新。

变化似在土地市场发生了。

20年前那个年底（1987年12月），新中国土地市场发生了“惊天”之变。那是一个晴日的下午，深圳会堂七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上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下至企业员工。轰动全中国的第一宗土地公开拍卖在此落槌。说它“惊天”，是因为在当时那是“违宪”之举。新中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当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换句话说，国有土地可以无偿使用但不得转让。

可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香港人启发了我们，香港财政收益三成以上都来自土地拍卖。于是我们就想到了租地的方法，用土地换资金。”时任深圳房管局副局长的骆锦星回忆，当年深圳发展急需资金，但“中央没有钱，要深圳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4个月后（1988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条款得以修改，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被删去，并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房地产专家、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尹伯成认为这是中国土地商品化的历史性突破，没有那“一拍”、“一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可事物并不总是那么美好。“为钱”的原初目的在土地市场被不断放大、扩散。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利益高度趋同。地价越高，政府获益越多；而在供小于求的情况下，开发商一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嫁地价成本，二来成交的高地价可以迅速拉升其手里储备的土地溢价。“831大限”在技术上方便了政府与开发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

2004年7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发布第71号文，规定同年8月31日起，采取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土地，此即“831大限”。其目的在于消除土地协议出让中的腐败，但结果成了双刃剑：消除了制度性腐败，伴生了地价飞升、房价急涨的“副作用”。

以上海为例，“831大限”后的3个月内，松江区地价由每亩50万元左右飙升到100万元左右，市区地价则由每亩100万元甚至零批租（自行解决动迁安置）上升到300万至500万元，个别地段超过1000万元甚至3000万元。土地急剧增值带动房价暴涨。上海松江新城的房价2003年底每平方米为2600元，2004年底增至4800元，2005年初在6000元以上，2007年底达到12000元以上。

进入2007年，在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刺激下，土地市场异乎寻常地亢奋。“地王”不断推陈出新，地价高昂得远远超过正常的测算范围。一些已上市或准备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均在大量储备土地。其购买土地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及时建设可售房源，而是获得从证券市场圈钱的筹码。准备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拼命增加土储，以便提高IPO价格，从股市融得更多资金。譬如重庆某地产公司正在酝酿赴香港上市，在上海这样的全国楼市“高地”拥有土地，可以大大提升“公司价值”，所以一掷十亿金，不惜将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地块的楼板价打到近10700元/平方米，创下上海郊区地价之最。已经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或如远洋地产、SOHO中国等，通过IPO圈钱上百亿，或如万科、金地、保利，通过增发、派股、发债等方式，从股市再融资几十亿、逾百亿，巨量资本在手，必须持续地储地。在相当程度上，土地的用途发生异化，项庄舞剑，意在“圈钱”。一幅“地股拉扯”图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圈地—上市/增发－圈钱－再圈地”。

土地市场的疯狂一是直接导致地价加速度上涨，出现“面粉”贵过“面包”（楼板价超过周边现房价）的异常现象，二是形成未来房价继续上涨的强烈预期，迅速拉升周边房价。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的埋单者还是购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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