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说他们是“刁民”

“刁民”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刁民”不同于孤注一掷的”暴民”。但有“刁民”利益的最大化，就没有官员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官府总要千方百计地整治“刁民”。封建时代，官员对“刁民”可以打板子，那时候“刁民”使刁的程度往往以不被打板子或者使刁的收益超过打板子为度。但是，官员对“刁民”打板子不能打出人命，“人命关天”，百姓的性命是天子的财产，是不能由地方官随便剥夺的。这就为“刁民”被打板子之后进一步上访告状留下了本钱。这使官员不得不有所忌惮，因为官员的既得利益远远高于“刁民”，如果鱼死网破，官员是得不偿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府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刁民”，而是因为对付“刁民”的风险太大。

正因为利害得失是“刁民”的优先算计，因此，对付“刁民”的最佳办法是“以利动其心”。这就让“刁民”往往可以得到较多的利益，并因此在民间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民间用一句形象的话形容，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做“刁民”并不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刁民”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是行走在合法与非法的界线上，有时难免越界，有时界线模糊。不看封建时代，单看新社会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毛泽东时代被打成右派的，有一部分就是“刁民”。邓小平时代的“农民上访代表”更是基本上属于“刁民”，而这些人被打、被抓的不少。孙志刚也一定是一个不肯屈服的“刁民”，否则就不会在收容站里被活活打死。但也正因为有了孙志刚，才使得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刁民同暴民也容易转化.刁民无路可走时就会变成暴民,这是刁民大败亏输时的选择。这种转化,是刁民的失算,也是官府的失策.是双输的局面。

“刁民”不是一个道德范畴，而是一个利益群体，是一个客观存在。“刁民”中有正直义勇之士，也有奸滑顽劣之徒。所以他们既非英雄，也非垃圾，对他们一味的崇拜或鄙视都是偏颇的。

“刁民”是贪官庸吏的克星。“刁民”可以使官府行事更慎重，这是“刁民”的社会价值。它有利于维系官与民之间的生态平衡，这是符合相生相克的生物学原理的。如果说，民是草，官是羊，“刁民”则是毒草，它可以防止羊暴殄天物。如果说，民是羊，官是狼，“刁民”则是刺猬，它可以使狼谨慎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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