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至2008年：中国进入“非典型”通胀时代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日前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上也指出，从总体上来讲，导致我国物价上升的货币因素是次要的，经济结构的因素才是更重要的。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光靠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不行的，需要一种组合的经济政策。

“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停留在传统型的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上，但传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见得是最佳应对方式。这一轮通货膨胀属于非典型性通胀，而非典型性通胀需要非典型性对策来应对。”李稻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李稻葵认为，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应该考虑中性（顶多为中间偏紧）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缓解生产成本上升的企业的压力，防止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传递到产品市场，帮助企业将成本上升的压力消化在企业内部。

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适当的人民币升值（如每年5％－6％的速度）首先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从而减少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这样的汇率政策也可减少企业出口（包括农产品出口），促进产品（包括农产品）的进口，化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另一个重要政策是，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对于原材料依赖型行业和农业，政府可以使用适当的补贴性政策，政府补贴的一个来源可以是国家投资公司从对国外原材料企业的股权投资所获得的收益。

对企业而言，成本推动型通胀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未来的竞争力将更多体现在对成本的控制上，而这依赖于技术进步，以节省原材料与劳动力的技术增强竞争力，这才是中国企业必须进一步高度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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