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城市啥样 中国成世界最大城建市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冲击最大的主体因素是作为渗透城市经济基础的“跨国商业形态”。处于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机制、由国营“大锅饭”转入“个体(公司或个人)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中国城市，由于本国或本地经济实力一时薄弱，于是给外资提供了大量投资与经营机会。据相关调查资料表明：进入中国城市的外资并非将尊重地方城市文脉与保护城市地方特色置于“投资经营计划”的首位，而是普遍将投入产出的“市场盈利”牢牢地拴在所有“投资经营计划”的最前列。地方城市官员意识到引进外资规模与政绩成正比，上面也是将引进外资规模以及税收指标作为对地方城市官员考核政绩的标准。至于外资项目对所在城市环境是否存在生态污染以及视觉污染，或者说外资项目对本地城市特色文化保护及其健康是否产生负面影响，前期考察与论证过程并不完备。于是，外资首先从广告信息开始进入中国，东西南北城市几乎同时被卷入迅猛异常的“外资商业风暴”：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无数巨大广告牌挡住了各地城市曾经引以自豪的风景线，但又给人们带来一项深沉的思考：在中国，为什么条条道路上都跑着日本制造的汽车； 『大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2006年楼市七大搞笑之最』

“东芝东芝、大家的东芝”——在多数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曾经每天连续播出，年青一代的心目中深深地埋下“日货”的种子；

“宝马＋奔驰是中国成功人士的名片，在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引自一位中学生作文。一方面说明这个城市的“成功人士”太多，同时也表明这个城市的停车基础设施不足，由此见证“城市规划跟不上城市发展”；

“‘肯德基’与‘麦当劳’，大人小孩不可少”——一位小学生的自白表明：当今中国人与美国人、欧洲人、澳洲人和日本人同时享受山姆大叔提供的同一食品；

……

人们习惯于以上述现象作为评价一座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标准，似乎一座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越高，这座城市就越发达，或者说就越是“更早进入全球化城市时代”。

“发达城市”与“原地城市”拥有平等并存的地位

联想起我在美国经历那些仍然保留着本市本镇地方生活方式的情景，它们在城市硬件方面的现代化程度与发达城市之间存在差距，但是，那里的市镇生活品质并不比发达城市差。以当地居民的意识及其生活状况考察，决定城市形象、城市地位以及城市生活品质的因素并不是所谓进入“全球化时代”的程度，而是对于地方文化的认同感与回归感，形而上的要素是人民的精神状态以及城市信仰与城市信念。

在中国，城市信仰与城市信念一度出现“东高西低”现象：上海与浦东被一些媒体炒作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龙头”与“样板”，也似乎是中国城市进入全球化时代的表率；而内地以及西部城市则是“落后”于上海与浦东的“待开发地带”，进入全球化时代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事实上，上述现象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项观念倾斜误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城市布局，因而也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城市现代化模式可以照搬到中国。在地域广阔的中国，各地文化与经济存在明显差异，所谓“发展程度”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平衡。地点与系统前提条件决定上海只能是上海模式，上海不可能成为内地以及西部城市现代化的龙头。所有的城市只能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走出的是自己的路。

那么，内地以及西部城市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城市呢？以前以“落后”一词界定不够准确，笔者建议定义为“原地城市”。 『社科院蓝皮书：房价上涨 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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