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家：著名学者伍新木解读“中部崛起”

一、“中部崛起”的提出以及“中部塌陷”原因的反思

记者：伍教授，我想请您谈谈“中部崛起”的有关问题。我们知道，继“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中部崛起”前不久已作为国家战略被正式提了出来。您是如何理解“中部崛起”这个概念的？

伍新木：“中部崛起”最早是1988年由湖北省委吸收专家学者的建议提出的一个地方发展目标，并写入了湖北省党代会决议。16年过去了，湖北不仅没有崛起，反而陷入了塌陷的尴尬，这一经济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各种思考。东北三省从传统的中部地区划出之后，现在中部地区是指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在2004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紧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为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央作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中部崛起”成为国家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六省与沿海发达省市的差距逐渐拉大，与西部的差距则逐渐缩小，中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逐渐下降，呈现“中部塌陷”的趋势。从经济学的角度正确解释“中部塌陷”的原因，有助于科学地确定“中部崛起”的政策取向。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部塌陷”的问题，这也是一些专家探讨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请问目前学术界对“中部塌陷”都有那些看法？

伍新木：此前，有很多专家学者围绕“中部塌陷”的问题，力图找出其根本原因。概括地讲，主要的解释可分为六种。

解释一：中部开放滞后论。湖北、武汉比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晚开放了12年。近代历史上武汉是中国最早开埠开放的城市，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武汉市1993年才获准对外开放。率先开放的地区获得了开放的先机，获得了政策优惠，获得了发展的“马太效应”。

解释二：中部政策缺失论。政策就是资源，而且是最重要的资源。东部有开放优惠加快发展的政策，西部有大开发政策，东北有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唯独中部被遗忘，缺乏倾斜政策，成了“政策洼地”。

解释三：财政政策不合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因中部省份经济基础较好，财政收入和上缴基数高，上交比例大，所以中部省份的地方可用财力一直窘迫；而沿海省份上缴财政的基数低，经济发展快，自用财力大。

解释四：“四不够论”。湖北省从自身内部深刻反省，从主观方面找原因，提出了根本的问题是发展不够，而发展不够又是因为抢抓机遇不够，狠抓落实不够，根本原因是解放思想不够。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一论断切中要害。可是后来经过多年努力，还是未能扭转塌陷颓势，呈现出“解决四个不够又不够”。

解释五：“用人论”。四个不够，解决四个不够又不够，关键是用人：解决发展不够，要敢用会发展之人；解决抢抓机遇不够，要敢用会抓机遇之人；解决狠抓落实不够，要敢用务实求真之人；解决解放思想不够，要敢用思想解放之人。要敢于大胆启用年轻人，不能总是借口年轻人太年轻了，不成熟。等完全成熟了，会像树上的果子一样，就会掉下来了。而用人的关键又在用人之人。

解释六：“文化背景论”。我曾试图用文化背景解读湖北的发展：湖北等中部省份容易“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不像江浙人有强烈的创业冲动，有很大的冒险开拓精神，有不拘小钱、小事、小节的草根品格。沿海开放省市有开放、兼容、竞争的文化氛围。孔雀东南飞，内地的麻雀也东南飞，而且有些飞到沿海也变成了孔雀。沿海地区像一堆干柴，燃着熊熊大火，内地的一块湿柴丢进去也被烤干燃着了；内地如一堆湿柴，有几根燃着的干柴常常被一大堆湿柴压埋得冷火冒烟最后烟熄火灭。有人甚至用“鄂”字来讽喻湖北的文化背景，说九头鸟聪明，但好斗，窝里斗，内耗，不团结，好争当头，不愿称第二。“鄂字”有两个口，好争吵、告状、拆台；人有两只耳朵，兼听则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爱听好听的，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猖獗；“鄂字”下面有一个“亏”字，结果湖北的干部、群众都落得个吃“亏”，当然这有调侃的味道。

记者：您怎么评价以上观点？

伍新木：以上解释试图从不同角度寻求中部塌陷的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都不是最本源的。“中部塌陷”是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应该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中国2000多年前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西北，在长安；后因为资源禀赋变化，西部荒漠化加快，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转移至北京；由于战乱影响，宋室南渡，江南开发，明清时代长江中下游成了繁荣富庶之地。20世纪初，1912年，武汉曾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中部塌陷”是近20年来显现的区域经济现象，区域经济现象还得用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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