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禁商方向没错,具体实施不能急进
[提要]“住宅禁商”近日成了城中媒体和市民的热点话题。 继天河南风情街和珠江新城美食广场之后,淘金路、江南西、状元坊等颇具特色的商业街,也将因“住改商”而面临整治、难免被关停的命运。广州市整规办有关人士
“住宅禁商”近日成了城中媒体和市民的热点话题。
继天河南风情街和珠江新城美食广场之后,淘金路、江南西、状元坊等颇具特色的商业街,也将因“住改商”而面临整治、难免被关停的命运。广州市整规办有关人士称,“住宅禁商”是整治无证照经营的一个部分,而整治无证照经营又是广州市政府今年一直在抓紧推进的工作。“‘住改商’是导致无证照经营的一种方式,所以必须列入整治范畴。”此外,今年还是广州市的“城市管理年”。
整治无证照经营,以及“住宅禁商”,无论是从规范经营还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从全国范畴来看,“住宅禁商”似乎也是大势所趋。据分析人士称,政府实施“住宅禁商”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进行城市规划限制,二是担心“住宅商用”造成扰民。另外,从长远来看,“住宅禁商”的大方向也是可取的,有利于城市土地的功能分区和城市区域的合理布局。
但即使如此,“住宅禁商”依然面临一些亟需面对和解决、同时又十分棘手的现实难题。虽然“住宅禁商”的方向没错,但政府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能急进,不应有毕其功于一役、急于求成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在实施细节上尚须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受损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应采取循序渐进和逐渐淘汰的方式,做到最大限度地减低“住宅禁商”所带来的利益损失和社会震荡。笔者以为,起码如下几个方面政府始终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首先,“住宅禁商”在全市全面铺开所带来的民生问题。据保守估计,广州市约有80万间各类商业店铺,而超过1/3店铺属于“住改商”性质。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由于“住改商”等原因,未能取得合法的经营证照,处于无证照经营状态——如此众多的商铺长期无证照经营,其实也已凸显了职能部门平时的监督、管理工作的滞后和不力。此事暂且不提。如今,倘若一下子将这些商铺全部关停,不但造成众多业主和经营者的重大损失,同时也给为数众多的市民带来生计困难。如何安置和消化这些陡然之间丧失生计的市民,是政府不能不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
其次,“住改商”目前来说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关人士指出,广州是一座商业文化异常发达、商业气息非常浓厚的城市。这既体现于大型商业和消费场所众多,也体现于小商铺的星罗棋布。发达的商业文化和浓厚的商业气息,是广州的特色之一。而星罗棋布在各大街小巷、生活小区的小商铺,是广州商业文化的重要补充,是城市商业文化的“微细血管”,是构成广州商业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如果缺少了这些,广州的商业文化必定失色不小。另外,“住改商”的具体情况,也有其历史沿革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上世纪80年代,广州借鉴香港的模式,考虑到本地气候潮湿,一楼一般不适宜居住,加上由于一些新建小区生活配套设施的需要,临街住宅允许建设成功能混合的综合商住楼。即使在今天,广布于新建生活小区之中的各类商业经营,也在相当程度上担当了便民、利民的角色,而成为城市建设的生活配套设施之一。
再次,如此众多的商业经营活动“蜗居”于住宅,本身就说明“住改商”有颇大的市场需求,尤其是中小企业及初始创业者对“住改商”具有较大的需求。“住宅禁商”对中小企业以及初始创业者冲击最大,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中小企业和初始创业者,资本和实力较为薄弱,往往承受不了租赁写字楼的高成本支出,只好委身于相对低廉的住宅之内,这也是大多数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即使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公司,在其创业初期也往往是从住宅甚至车库里开始的。如全面实行“住宅禁商”,则势必提高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经营成本,这不利广州商业文化的形成和创业者的生存,也势必导致一些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写字楼(商业场所)市场的供求之间出现了严重错位的现实。在写字楼市场上,大型的、中高级的写字楼供过于求,而一些经济型的写字楼则供不应求。许多中小企业和低成本创业者一方面找不到合适的、经济型的商业经营场所,但对中高级写字楼又只能望而却步。这是商业经营场所的供应与需求之间的错位导致的困境。因此,政府在全面实施“住宅禁商”政策之时,相应的配套设施是否已经具备也是一个问题。“住宅禁商”之后,那些原本蜗居于民宅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政府是否为其提供了另一条“出路”?换句话来说,就是政府一方面要封堵“住改商”,另一方面还要对“蜗居”于住宅的商业经营者予以疏导。堵疏结合方能使“住宅禁商”政策的实施带来最佳效果,也只有如此“住宅禁商”政策才能长久地坚持。
此外,在具体整治过程中还应该循序渐进、逐步实施,既不能野蛮地搞“一刀切”,也不应相煎太急,而应当给予被整治对象以一定的宽限期和缓冲期。实际上,相关的整治工作已初露急功近利的端倪。如:此前有关部门勒令珠江新城美食广场在一周内停止营业,予以关闭,然后进行拆除。这显然过于急躁,因而引致珠江新城美食广场商户的强烈反弹。好在有关部门后来决定让美食广场的营业延到本月底,才使双方的矛盾有所缓和。这说明粗暴冒进和急功近利不是解决此类复杂问题的最佳方式。可以看到,我们的城市管理工作,要么无所作为、得过且过,要么就是运动式执法、旋风式执法,始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跳跃,而缺失持之以恒的、基于平日的常态管理。这也往往是导致管理问题积重难返的原因之一。试想,超过80%的“住改商”无证照经营,难道不是平日的管理松懈、无所作为导致的吗?而如今“住宅禁商”的政令一下,裹挟“城市管理年”之威,有关部门就期望“一阵风”式的整治,一蹴而就,然后一劳永逸。这是不大可能的。而且,这种执法思路和管理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对于“住宅禁商”这类涉及多方利益,同时又非常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除法实施细节上要特别注意之外,同时还应该确立“持久战”的管理思路和准备,切不可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住改商”的商业圈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同样,要规范和取缔这些商业街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的。所以,“住宅禁商”政府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鲁莽粗暴从事。
继天河南风情街和珠江新城美食广场之后,淘金路、江南西、状元坊等颇具特色的商业街,也将因“住改商”而面临整治、难免被关停的命运。广州市整规办有关人士称,“住宅禁商”是整治无证照经营的一个部分,而整治无证照经营又是广州市政府今年一直在抓紧推进的工作。“‘住改商’是导致无证照经营的一种方式,所以必须列入整治范畴。”此外,今年还是广州市的“城市管理年”。
整治无证照经营,以及“住宅禁商”,无论是从规范经营还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从全国范畴来看,“住宅禁商”似乎也是大势所趋。据分析人士称,政府实施“住宅禁商”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进行城市规划限制,二是担心“住宅商用”造成扰民。另外,从长远来看,“住宅禁商”的大方向也是可取的,有利于城市土地的功能分区和城市区域的合理布局。
但即使如此,“住宅禁商”依然面临一些亟需面对和解决、同时又十分棘手的现实难题。虽然“住宅禁商”的方向没错,但政府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能急进,不应有毕其功于一役、急于求成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在实施细节上尚须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受损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应采取循序渐进和逐渐淘汰的方式,做到最大限度地减低“住宅禁商”所带来的利益损失和社会震荡。笔者以为,起码如下几个方面政府始终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首先,“住宅禁商”在全市全面铺开所带来的民生问题。据保守估计,广州市约有80万间各类商业店铺,而超过1/3店铺属于“住改商”性质。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由于“住改商”等原因,未能取得合法的经营证照,处于无证照经营状态——如此众多的商铺长期无证照经营,其实也已凸显了职能部门平时的监督、管理工作的滞后和不力。此事暂且不提。如今,倘若一下子将这些商铺全部关停,不但造成众多业主和经营者的重大损失,同时也给为数众多的市民带来生计困难。如何安置和消化这些陡然之间丧失生计的市民,是政府不能不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
其次,“住改商”目前来说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关人士指出,广州是一座商业文化异常发达、商业气息非常浓厚的城市。这既体现于大型商业和消费场所众多,也体现于小商铺的星罗棋布。发达的商业文化和浓厚的商业气息,是广州的特色之一。而星罗棋布在各大街小巷、生活小区的小商铺,是广州商业文化的重要补充,是城市商业文化的“微细血管”,是构成广州商业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如果缺少了这些,广州的商业文化必定失色不小。另外,“住改商”的具体情况,也有其历史沿革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上世纪80年代,广州借鉴香港的模式,考虑到本地气候潮湿,一楼一般不适宜居住,加上由于一些新建小区生活配套设施的需要,临街住宅允许建设成功能混合的综合商住楼。即使在今天,广布于新建生活小区之中的各类商业经营,也在相当程度上担当了便民、利民的角色,而成为城市建设的生活配套设施之一。
再次,如此众多的商业经营活动“蜗居”于住宅,本身就说明“住改商”有颇大的市场需求,尤其是中小企业及初始创业者对“住改商”具有较大的需求。“住宅禁商”对中小企业以及初始创业者冲击最大,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中小企业和初始创业者,资本和实力较为薄弱,往往承受不了租赁写字楼的高成本支出,只好委身于相对低廉的住宅之内,这也是大多数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即使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公司,在其创业初期也往往是从住宅甚至车库里开始的。如全面实行“住宅禁商”,则势必提高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经营成本,这不利广州商业文化的形成和创业者的生存,也势必导致一些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写字楼(商业场所)市场的供求之间出现了严重错位的现实。在写字楼市场上,大型的、中高级的写字楼供过于求,而一些经济型的写字楼则供不应求。许多中小企业和低成本创业者一方面找不到合适的、经济型的商业经营场所,但对中高级写字楼又只能望而却步。这是商业经营场所的供应与需求之间的错位导致的困境。因此,政府在全面实施“住宅禁商”政策之时,相应的配套设施是否已经具备也是一个问题。“住宅禁商”之后,那些原本蜗居于民宅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政府是否为其提供了另一条“出路”?换句话来说,就是政府一方面要封堵“住改商”,另一方面还要对“蜗居”于住宅的商业经营者予以疏导。堵疏结合方能使“住宅禁商”政策的实施带来最佳效果,也只有如此“住宅禁商”政策才能长久地坚持。
此外,在具体整治过程中还应该循序渐进、逐步实施,既不能野蛮地搞“一刀切”,也不应相煎太急,而应当给予被整治对象以一定的宽限期和缓冲期。实际上,相关的整治工作已初露急功近利的端倪。如:此前有关部门勒令珠江新城美食广场在一周内停止营业,予以关闭,然后进行拆除。这显然过于急躁,因而引致珠江新城美食广场商户的强烈反弹。好在有关部门后来决定让美食广场的营业延到本月底,才使双方的矛盾有所缓和。这说明粗暴冒进和急功近利不是解决此类复杂问题的最佳方式。可以看到,我们的城市管理工作,要么无所作为、得过且过,要么就是运动式执法、旋风式执法,始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跳跃,而缺失持之以恒的、基于平日的常态管理。这也往往是导致管理问题积重难返的原因之一。试想,超过80%的“住改商”无证照经营,难道不是平日的管理松懈、无所作为导致的吗?而如今“住宅禁商”的政令一下,裹挟“城市管理年”之威,有关部门就期望“一阵风”式的整治,一蹴而就,然后一劳永逸。这是不大可能的。而且,这种执法思路和管理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对于“住宅禁商”这类涉及多方利益,同时又非常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除法实施细节上要特别注意之外,同时还应该确立“持久战”的管理思路和准备,切不可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住改商”的商业圈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同样,要规范和取缔这些商业街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的。所以,“住宅禁商”政府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鲁莽粗暴从事。
责任编辑/wh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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