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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家：离开物权，我们无法有尊严地生活

　　[提要]“我的财产，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侵害和妨害。”--“宪法里规定的与公民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人是国家、各级政府。民法里对权利的确认，比如说，对我的财产的所有权的确认，就意味着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
“我的财产，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侵害和妨害。”--“宪法里规定的与公民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人是国家、各级政府。民法里对权利的确认，比如说，对我的财产的所有权的确认，就意味着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侵害。如果想使用我的东西，可以，但要跟我谈，通过交易来允许你使用。”

7月10日，物权法草案全文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各界意见。这是我国第12部向社会公布以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体现了“开门立法”的民主精神，也足见其重要性以及与老百姓关系之密切。

“任何人都不能侵害和妨害我的财产”

“离开了物权我们是无法生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尹飞一语中的。尹飞说：“这是因为，物权法调整的主要是权利人对自己的物所享有的支配权。这里的物，主要指的是动产和不动产，即我们所能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换句话说，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所依赖的这些物的归属都是由物权法来规定的，可以说，离开了物权我们就无法生活。”

“我的财产，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侵害和妨害。”——“宪法里规定的与公民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人是国家、各级政府，民法里对权利予以确认，比如说，对我的财产的所有权的确认，就意味着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侵害。如果想使用我的东西，可以，但要跟我谈，通过交易来允许你使用。《物权法》规范和调整的是物权人和物权人之外的第三人间的关系。”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民的财产权利很难得到持久有效的制度性保障。秦汉以来，历代中国国家政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不受法律制度制约而随意剥夺个人财产的绝对权力。

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人民财产权利无法获得稳定、持久的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形，就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权力捉弄财产”，很难刺激财富的创造。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在其《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一书中，比较东西方市场化过程后认为，中国虽然在一些朝代中出现过繁荣的商业，但因为中国未能形成一套完善的、保障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私有财产始终不为“中国法制所支持”，因此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追兔子的启示：防止社会纷争

建国后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占有剩余劳动，是一种剥削。而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当通过国家和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彻底取代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而消灭剥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原则，而我国和前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中，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而在法律上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人财产，给予不同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只承认和保护个人的生活资料所有权，不保护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所有权是所有人依法对其所有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独占性支配权，这种独占性的支配，在法律上体现了物对所有人的最终归属，从而使财产关系特定化和稳定化。人在社会中，一旦离开了物质财富，就生活不下去。人们占有的物质财富越多，生活质量可能就越高。但社会物质财富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财富占有和支配的需求。

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就要靠财产所有权制度，保护那些通过合法渠道已经占有财产的人。我们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战国时代的管仲说过：“律者，所以定分之争也。”这就是说，明确财产的归属就有利于减少纷争。商鞅也举例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跑，大家都会追逐这只兔子，连尧舜这样的圣人也不例外；但在市场上，有人卖兔子，大家为什么都不去抢呢？就是因为名分已定，兔子归属已定。以名分即所有权确定物之归属，以明人已之分界，可达防止社会纷争的目的。

英国思想家哈林顿曾言，每一个政府的基础或中心就是它的基本法律。基本法所规定的就是一个人可以称为自己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所谓财产。不仅如此，它同时还要规定一个人有什么凭依可以享受自己的财产，这就是所谓保障。没有法律的保障，就没有合法财产。

尤其是中国经济改革大潮中出现的大量新问题。例如，怎样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通过确立一项稳定有效的财产权利制度，才能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何为包袱沉重、步履维艰的国有企业创立一种能够使他们脱离困境的产权制度，如何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等，这一系列尖锐的问题都需要民事法律尤其是物权法加以解决。

不能滥用“公共利益”　

这次新的物权法草案强调“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破坏国家、集体和私人的财产”。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原校长、《物权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江平认为，不能笼统地、无限制地使用国家利益，把国家利益跟私人财产、私人利益相对立，讲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私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这不对。当“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可以征收私人财产，而不是说当“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可以征收私人财产。这个用词很重要，因为“国家利益”有时并不明确，所以还是避免使用“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可以征收私人财产”这样的说法。

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物权法草案在这方面做了不小的尝试：草案第四十三条规定，“侵害物权，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私权利跟私权利之间发生冲突，当事人到法院去，法院只要能公平解决就好办。公权力和公权力之间发生冲突也好办，我们现在终究有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有什么纠纷，党政系统也许就能解决。最大的问题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这主要涉及到私权利被侵犯的几种途径，现在主要在于征收征用。法律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进行限制和剥夺必须有法律依据。

征地、拆迁补偿不到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多数纠纷的导火索。按照物权法三审草案，国家保护私人的所有权，拆迁、征收私人的不动产，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并保证被拆迁人、被征收人得到妥善安置。“保证得到妥善安置”，什么样的安置才是妥善安置？征地、拆迁补偿是我国宪法的规定，物权法在宪法的原则下制定，既要维护公共利益，也要保护私有财产权益，因此在立法时对具有普遍性的、实际中易引起纠纷的问题都将作出明确、具体规定。　

　　

相关链接　

物权，即对物的权利。物权法是调整财产支配关系的法律，是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最基本准则，是我国制订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物权法主要回答三个问题：一、物属于谁，谁是物的主人；二、权利人对物享有哪些权利，他人负有怎样的义务；三、怎样保护物权，侵害物权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时代潮》2005年 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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